美國最新的晶片禁令自10月12日生效後，中國半導體業遭受 重創。 中企若被完全斷供14奈米以下的高端晶元，可能衝擊到中國在人工智慧（AI）和新能源車等產業的領先優勢。 美國政府10月7日祭出晶元新規，對中國禁止出口的高端晶元和製程設備已由10奈米以下，擴大至14奈米以下（晶元納米數越低越高端），且包括涉及AI和超級電腦的高運算晶元、以及128層以上的NAND Flash快閃記憶體等產品。 美國政府還使出殺手鐧，禁止美籍技術人才（含美國公民、持綠卡的永久居民或依美國法律成立的法人實體）在未經美國許可下，協助中國“開發”或“生產”高端晶片。  此禁令自10月12日生效以來，據《科技日報》等中外媒體報導，半導體美企如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科磊（KLA Corporation）、泛林集團（Lam Research） 和東電電子（Tokyo Electron）之美籍駐廠工程師已陸續撤離中國晶圓廠，如華為、長江存儲、上海積體電路和杭州積海半導體等相關廠商。  另據《日經亞洲》引述分析師的推估，在半導體中企任職的美籍高管應有數百人。 半導體業圈的確感受到“拜登比特朗普還狠”，不過，美企都清楚，美國政府是在維護美國半導體業的整體競爭力，所以，只要短期衝擊可以因應，大多可以接受，尤其大型上市公司也只能遵守美國的政策法令，沒有違法空間。 實際上我們認為這次拜登基本上就是以一個國家安全的理由，然後配合最新頒布的美國國家戰略安全報告，在一個把中國作為頭號敵人的大背景下，來實施這樣一個晶元禁令，企業基本上就必須遵守了， 對於美國升級的對華晶元禁令，部分分析人士稱，這等於從銷售、製造、技術和人才端，把中國推向“往死裡打”的絕境。 他們說，近年來，美國對中國半導體業的圍堵已經從對華為的單點制裁，擴展到對涉及軍用高端晶元的單線“卡脖子”，現在更擴大到全面封殺，《金融時報》甚至形容，美國要把中國的半導體業“打回石器時代”。  對此，位於北京的科技業分析師、海豚智庫創始人李成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坦言，美國晶元禁令升級對中國的短期負面衝擊非常大，這已經是市場共識，雖然美國也會自損，但中國的損失更大，因為中國的晶元製造基礎薄弱，短期內，再失掉任何一個環節，就算中國有錢投資也不一定做得起來，尤其晶元往下游的應用，如手機、AI和智慧駕駛等製造都會增加難度...

在美國的對中政策漸趨明朗之際，德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關注，德國是中國在國際上除了美國之外最重要的外交關係，甚至要強過日本和俄國，當然這裡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非常確定日本是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的，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表面上有兩國之間的自主性，但本質上是取決於中美關係，而俄羅斯對中國固然重要，但中國也知道俄羅斯沒有太多的選擇， 俄羅斯必須是靠攏中國的，在處理各種國際關係問題上，中俄有著共同的敵人美國。 所以，處理好德國的關係就是中國非常關注的了，況且，德國還是整個歐盟的領頭羊。 習近平在他的思考下，他是比較不相信虛擬經濟和平台經濟的，更關注的是實體經濟，高端製造業，而在這方面，德國無疑是世界的 龍頭。 在中國看來，歐盟也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極，俄羅斯本來在經濟和科技上就沒有什麼可依賴的，勉強撐在一極上的就是他的軍工業和軍事強國的地位，所以，和德國為首的歐盟這一極加強合作，改善關係，甚至結成一定程度的盟友關係，是中共非常希望的。 所以，從多個層面來看，和德國的關係的改善是中共現在非常迫切的意願。 而在德國方面，德國不希望和美國採取一致的對中立場是非常確定的，一是中國有德國的經濟利益，龐大的經濟利益，迄今為止，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2021年，兩國外貿總量達到約2450億歐元， 這相當於德國對外貿易總額的近10%。 大約有5000家德國公司在中國有業務。 第二，在戰略上，德國和中國有完全相同的思考，就是歐盟和中國這兩極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合作來抗衡美國。 所以，德國和中國彼此靠近，尋找一些合作契機是非常正常的，這樣的分析角度，同樣適合法國，只是法國比德國的底線更低，利益的考量更加多一些。 但對於德國來講，畢竟是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國家，政黨必須還是要表現出自己民眾可以接受的標準，這個也就是德國的底線了。 德國目前是由三個政黨聯合執政，包括綠黨，自民黨和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均要求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但主要的執政黨社民黨不願意和美國一樣，同中國展開冷戰。 據德新社報道，社民黨籍總理朔爾茨本月11日在柏林表示，“與中國脫鉤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需要的是充滿智慧的政治與經濟的多樣化。 他說，“我想強調，我們會繼續與中國進行貿易。 “ 中國對朔爾茨反對經濟與中國脫鉤的聲明表示歡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2日表示，中國支援全球化和抵制脫鉤。 這種呼應，在我們看來是非常荒謬的。 首...

二十大还在进行中，也逐渐地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是，二十大报告起草小组组长依旧是习近平，并据此断定，习近平就是下一任的总书记，这个判断当然是根据前面两次的换届时的情形，十八大的报告起草小组组长是习近平，十六大的报告起草小组组长是胡锦涛，十四大是江泽民，依照惯例，谁起草这个报告，谁就是换届后的总书记。我们认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不周全的。原因很简单，之前的这种安排是合理的，也是容易理解的。这是一个换届的过程，有一个延续性，转成起合，承上启下。即将上任的总书记起草工作报告，一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一是对未来工作的展望，安排。然后现任的总书记在大会上念这个工作报告，一方面是借此对即将上任的总书记的愿景和路线进行背书，另一个这样安排的原因，是未来的总书记还没有在程序上完成任命，并不具有代表来进行工作报告，这是重点。如果单纯为了体现新旧交替，交棒承袭，也可以是现任总书记任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然后，未来的总书记来进行工作报告，但就是因为未来的总书记没有被确认，没有被任命，需要在后面的程序中来确定。因此，未来的总书记只能是内部安排的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 这是之前的惯例没有错，也十分合理。但这个惯例，这个合理，是在于之前的换届，总书记已经是高层内部确认的了，当然就可以顺利成章地安排。而这次的情况显然不同，我们之前的判断，一直就是习近平连任未定论，最后必须有一个投票过程，也就是二十大的一中全会。如果高层没有就下一任总书记提出或酝酿出确定的第二个人选，习近平成为工作报告起草小组长就很自然的了，他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具有执政优势。 必须承认，我们对中共的这套制度和程序并不太了解，但从一般的逻辑上来看，虽然中共本质上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民主，但在程序上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逻辑程序。就是在交付所有的党员代表大会表决的时候，应该就是等额票选的方式，那么这个环节应该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即使有几票反对几票弃权，影响不了大局。关键是在于这一份名单的出炉，在之前的历次换届过程中，这个总书记的人选都是早已确定的，甚至是所谓的隔代制定，并已经进入培养的阶段，但这次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候选的指定的接班人。 而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中，中共高层对这个接班人也是没有确认的，所谓没有确认，就是没有一致同意让习近平再延任，但应该也没有提出一个接任的人选。所以，习近平并没有在内部高层被共同认定为换届后继续担任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