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美國眾院的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的主席貝拉與共和黨籍眾議員華格納共同領銜提案推出一個“反中國經濟脅迫法案”，民主黨籍眾議員泰塔斯（Dina Titus）、卡斯楚（Joaquin Castro）、瓦爾加斯（Juan Vargas），以及共和黨籍眾議員夏波（Steve Chabot）、費茨派垂克（Brian Fitzpatrick）也參與了提案。
貝拉透過新聞稿表示，中國政府越來越多的使用邪惡且具強制性的經濟行為來懲罰北京認為違背其利益和政策的國家、企業與組織。在中國持續以強制措施脅迫印太區域夥伴與美國自身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之際，美國政府應當更深入地了解北京策略。
共同提案人共和黨籍的華格納指出，中國強硬與掠奪性的經濟措施損害美國夥伴，對美國的損害也不僅止於印太地區。這項法案提出的目的在確保美國以協調和全面的方式展開對中國經濟霸凌的回擊。
這項跨黨派的反中國經濟脅迫法案（CounteringChina Economic Coercion Act）將要求美國總統成立一個跨機構的反經濟脅迫特別工作小組，由總統選定的國安會成員擔任主席，並由相關部門與機構助理部長級官員組成。
工作小組的主要職責包括制訂和實施美國因應中國經濟脅迫戰略、監測和評估中國經濟脅迫成本以及對美國國家利益影響、促進跨機構協調以及與私部門和美國盟友與合作夥伴的訊息分享、發布並定期更新中國經濟脅迫案件清單。众议员贝拉说，这个跨部门工作组将精简美国的工具和机制，来遏制和应对北京的经济胁迫，贝拉預期： “这项立法将提高人们对中国强制经济措施的规模和范围的认识，并加强让中国承担责任的集体能力”
過去10年，中國對美國主要夥伴與盟國採取脅迫性經濟措施包括2010年正當日本與中國漁船在東海爭議海域發生衝突時，中國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2016年韓國同意美軍在當地部署薩德（THAAD，終端高空防禦系統）時，中國限制進口韓國娛樂與其他文化產品，禁止銷售部分韓國家用產品並限制兩地旅遊；澳洲在2020年呼籲對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起源進行獨立調查後，中國對澳洲葡萄酒與大麥祭出關稅報復。
實際上，中國類似的經濟脅迫對象遠不止新聞稿中陳述的，加拿大因爲孟晚舟事件也一樣在與中國的貿易上被報復，捷克議會訪台，立陶宛設台灣代表處，也都是被中國以經濟和貿易來脅迫，還有反送中期間的NBA停播等等；而台灣則更是如此，從疫情前的旅游團，年初的鳳梨，到現在的釋迦和蓮霧。我們之前的節目當中講，國際社會是非常現實的，風向怎麽吹，每個國家都應該會去感知。中國之前如果是用同樣的手法來操作，在你國力是往上走的時候，即使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和側目，但不會有國家站出來挑戰你。但現在的局勢明顯與幾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世界第一强國要打壓你，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要趕超你，要成爲亞洲的老大，在美國和日本的共同合力下，再帶動他們自己的盟友一起來和你中國對抗，這這個局勢和風向是完全變了，如果中國認爲我之前可以這樣做，現在應該也可以，那就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在美國衆議院提出這個“反中國經濟脅迫法案”之前，就有聲音要成立一個經濟北約，來共同抗擊中國的經濟脅迫策略，但我們是不看好的，因爲，北約是一個軍事合作聯盟，一個國家受到侵略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事實，而經濟上的脅迫或者說不合理的制裁，是非曲直就沒有那麽的明確，那麽，如果是一個多國參與的國際組織，就會有意見的不同，很難達成共識。同時，各國與中國的經濟關聯度和依存度不同，這樣的組織更難有一致的行動，最終不會產生真正的效果。所以，現在這個“反中國經濟脅迫法案”屬於美國的國内法，在判斷和執行上更有可操作性。就像马格尼茨基法案一樣，也是美國先通過了這個法案後，其它國家各自制定自己國家的類似法案。對於“反中國經濟脅迫法案”，只要美國、日本、歐盟、澳大利亞都能通過的話，就可以產生實質的震懾效果。其中歐盟是比較麻煩的，但我們認爲最終還是會誕生出一個這樣的法案的，畢竟在捷克和立陶宛事件上，歐盟立場還是比較堅定的。而美國要最終在參衆兩院通過的可能性超過90%，但關鍵的是行政執政團隊如何執行，力度會有多大，則是不太確定的，畢竟任何這樣的反脅迫政策必然會是和中國的衝突點，而現在的拜登政府是在盡一切的可能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當然，我們也認爲拜登政府的這種避免衝突的政策能否持續，就要看中國政府會不會配合，如果中共繼續變本加厲地違反國際規則，無視普世價值，破壞世界秩序，那麽，拜登政府在壓力下最終也只能放棄他的不冲突戰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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