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7月8日上架了他的一本新书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一些中文媒體翻譯成《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比如美國之音中文網，但我們認爲這樣的翻譯不夠準確，確切的翻譯應該是“长期博弈：中国改變美国秩序的大战略”，這不僅僅是英文字面和意義的翻譯，從Doshi這本書的内容來看也是如此，他所描述的是中國試圖改變的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在二戰以後建立起來，並在冷戰結束後再確認的國際秩序。同時，我們也認爲中國事實上也是這樣的意圖，即改變世界的秩序和普世價值，而不是取代美國，中國自己也非常清楚它取代不了美國，中共希望做到的是改變這個世界的規則，使之有利于中國。中共所一直堅持的就是要按照他們的想法來處理所有和他們相關的事務。當年中共對它的老大哥是這樣，改革開放以後對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也是如此。今年二月美中阿拉斯加會談時楊潔篪的一番即興發言就是本色表演，强調的就是不要居高臨下地對我們説教，我們不吃這一套，說個題外話，中國現在的領導人講話越來越具有市井的氣質，類似與什麽教師爺，趙立堅的我們就要呵呵了，還有習縂的頭破血流。。惹翻了是不好辦的。。等等，扯遠了，回來說小杜的新書
小杜的新書一共分成九個章節，我們按照他的這九個章節來看。
第 一章的標題是“一致的思想和行動體系” - 定義大戰略。這一章和第二章"黨領導一切"：大戰略與共產黨，都主要是以大量中共領導人講話和檔案為依據，鋪陳冷戰結束以來，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習近平的"百年未見之大變局"，30多年來一直在實行旨在削弱美國實力、自我發展、逐漸取代美國在亞洲和全球領導地位的"大戰略"，這裏小杜所講的取代美國的真正含義是改變美國制定的國際規則和秩序。第三章的標題是 "新冷戰已經開始"：創傷性三連冠和美國威脅，這一章，小杜是分析了1989年六四事件、1990年的海灣戰爭，和1991年蘇聯崩潰，這三大事件導致了北京加劇了對美國威脅的認知，六四事件提醒了北京注意美國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威脅，美國在海灣戰爭所展示的超强軍力並迅速取勝讓北京對美國的軍事威脅開始擔憂，而蘇聯的垮臺是中共對自己政權的穩固最為擔心，感受到了來自美國的地緣政治威脅。從而在戰略上形成對美的警戒和對抗。第四章的標題是“隱藏能力和等待時間”：鈍化是中國的第一次置換策略，在這一章中，小杜是認爲在1989年到1991年期間，中共形成了以鄧小平的“韬光养晦”為主軸的鈍化策略，也就是邓小平收敛锋芒、等待时机，为中国降低美国遏制的风险、削弱美国对中国影响力、为中国的自主发展提供条件的“战略方针”。第五章的標題是“權力平衡的變化 -「金融危機和美國衰落」” 杜如松在這一章節中是這樣表述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啟動了直到2016年結束的第二次取代美國戰略，"其目的是在尋求在亞洲建立中國區域霸權的基礎。 那場危機讓北京視美國勢力在減弱，使中國更大膽推行更有信心的政策。 ”杜如松在書中寫道，對鄧小平"有所作為"做出修改的第一人是胡錦濤。 在2009年，在一次對外交人員的講話中，胡錦濤在鄧小平的"有所作為"前加了"積極"兩個字——"積極有所作為"。 "中國不再只對削弱美國實力感興趣"，而是"顯示了要在亞洲建立地區秩序的轉變，" 在第六章的“主動有所作為，建設成為中國第二個置換戰略”主要分析了中國試圖開始有所作爲，在军事上，“从仅关注通过海上拒入，强调地雷、导弹和潜艇来削弱美国力量，转变到通过海上控制和两栖能力建立地区秩序，强调航空母舰、能力更强的水面舰艇、两栖部队、海外设施，以及它曾经忽视的各种能力。”在政治上，北京率先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将此前默默无闻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提升到安全领域的制度化程度，“希望这两者都有助于按照自己的喜好建立区域秩序。”在经济上，全球金融危机帮助北京摆脱防御性经济状态，转而推进能使中国建立自己的胁迫性、自愿性经济能力的经济国策。“这一努力的核心是‘一带一路’计划，其对邻国强力使用经济国策，试图获得更大财政影响力。”杜如松写道。然後，在第七章"不再合身的西裝"：全球秩序與中國的野心和第八章"走向世界舞臺中心"：全球擴張作為中國的第三次轉移戰略，小杜主要是講述了2016年以後在英国脱欧和川普当选之后，在习近平“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口号下，中国启动了第三次取代战略，这次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削弱美国和建设自身的力度，以取代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两起事件令人震惊，” 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在退出他们帮助建立的国际秩序，创造了中国领导人和外交政策精英们所称的‘历史机遇期’，以将国家的战略重点从亚洲扩大到更广泛的全球及其治理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加上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习近平进行了战略调整，将在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中赶超美国作为其最终目标；在政治上，“北京将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推进专制规范，分裂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联盟。”在经济上，“削弱支持美国霸权的金融优势，在美国去工业化的同时，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制高点。”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成为一支在世界各地设有军事基地、能够在多数地区甚至新领域捍卫中国利益的世界级军队。”在最後的第九章"不對稱反應「應對中國的流離失所戰略」中，小杜論述了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小杜認為，美中競爭的實質主要是關於誰將領導亞洲和全球秩序，以及它們可能從這種領導地位中創造什麼樣秩序的競爭。 "在許多地方，但不是全部，這是一個零和遊戲，"杜如松認爲，美國應實行削弱中國實力的不對稱戰略，美國競爭戰略的重點是削弱中國的實力和中國秩序，建立美國實力和秩序的基礎。 "這種戰略意在不對稱，它部分取自中國1990至2000年代的大戰略。"杜如松認為，美國不能跟中國進行"美元對美元、船艦對船艦，或是貸款對貸款"的對稱競爭，"原因是中國純粹的相對規模"。 因此，「美國的努力往往應該是不對稱的，並試圖以低於中國推動其秩序建立的成本去削弱中國秩序的建立。 ”在軍事方面，杜如松寫道，海灣戰爭以後，中國尋求以發展不對稱武器挑戰美國昂貴的武器專案，美國已經越來越多地借鑒中國的做法，尋求同樣的不對稱努力，從而使中國的行動自由變得複雜化。"美國具備發展這些能力的技術熟練程度，而且已經就這種方法的粗略輪廓達成共識：遠端精確打擊、無人駕駛航母攻擊機、無人水下航行器、具有大型導彈有效載荷的潛艇、高速打擊武器和地雷等將是關鍵優先事項。"
"這些能力不會受到中國自身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影響，而且會使中國在臺灣海峽或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的兩棲作戰複雜化，其成本會低於中國賴以裝備的這些昂貴資產。"
在經濟上，杜如松寫道，以呼籲對一帶一路多邊化和制度化的方式來挫敗中國的政治扭曲，"多邊化和制度化可以限制北京以低於競爭性的貸款換貸款的成本向其他國家支配條件的能力。 ”
杜如松認為，在政治上，"加入中國主導的多邊組織，塑造、有時阻礙其發展"，"中國曾以單一席位在談判桌上挑戰美國以昂貴代價在亞太經合組織和東盟地區論壇訂立規則的努力，華盛頓應該加入其中，改善，或以比中國建立它們更低的成本拖延它們。 "在亞洲，這些努力應集中於中國利用來設立經濟和安全準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ICA）。
最後，小杜基本上排除了單邊妥協、討價還價容納或安撫中國的戰略，以及通過和平演變或政權更替改變中國的戰略。 在對這兩種戰略進行評估后，杜如松發現，它們都面臨巨大障礙，難以成功。 於是他認為，"最符合邏輯的剩餘選項就是競爭戰略。 ”
我們總結小杜的這本書，重點來談幾個我們的觀點。
第一， 美中關係走到今天，到底是中國的長期戰略還是習近平的性格和个人野心
小杜認爲美中關係的發展，是中共在一開始就預謀，一直堅持反美的大戰略，並一步一步實施的。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海尔以及大部分為這本書寫評論的政治人物和學者也都認可小杜在這本書中所鋪陳出來的結論。我們認爲，這個結論是不正確的，中共在他們第一代領導人離開之後，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或者是他們的領導層具有任何戰略眼光。西方世界看待中共的行爲，往往就像股票分析家一樣，在看到股票上漲或下跌後來為上漲和下跌找原因。這并不是說西方的政治家們或學者缺乏智慧，而是中共根本就沒有大的戰略，所以，也就不可能做出預判，只能在事後根據已發生的事情去編織出一個似乎有脈絡可循的戰略實現。有一點小杜也許是說對了，就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鄧小平的確是意識到政權的危險，有被西方顔色革命的危險，而1991年前蘇聯垮臺的事件更加深了鄧和其它中共元老的警惕，也因此停止了他們的政治改革，也正因爲只進行了經濟改革，而沒有政治的同步改革，才使得之後中國的貪腐一發不可收拾，歷史有它的偶然性的。鄧小平當時講的“與美國近的都富裕，敵對的就貧窮”，他是真實的内心的想法，并不是對美國討好的虛情假意；小杜認爲鄧小平講的“韜光養晦”不是一個長久的戰略，是一個權宜之計，從字面來講是這個意思，但小杜忽略了鄧小平的另一句話，就是“永不當頭”，這個“永”字實際上就是鄧的戰略。只可惜，這個戰略在鄧離開後也就被擱置了。此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技術官僚的出身，這兩人原則上就是打工的。雖然，每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都習慣要有一些所謂的思想，就會有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等等，但並沒有所謂的什麽戰略。到習近平上臺後，習近平以自己是紅色後代自居，他不能夠忍受這麽多非紅色後代的技術官僚如此撈錢，在他看來中國的財富就是屬於他們這些紅色後代的，這是他一上臺就積極抓貪腐的其中一個原因，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的反腐是完全不觸及紅色後代的，只有極少數可能威脅到他的權力的。在對外關係上，習近平也根本就沒有什麽戰略可言，習近平自己的知識水準和智慧都不可能有什麽思想和戰略，而他剛愎自用的性格也不可能采納幕僚和智囊的意見，更何況，他的任人唯親，都是他之前任職地方時的下屬，怎麽可能有這樣那樣的戰略。我們看中共體制裏產生出來的這些領導人，就應該按照普通人的思維去理解他們的行爲邏輯，看習近平就應該用看一個不學無術的黨棍來看待，去理解他的行爲邏輯，你如果因爲他的權力而高看他的智慧，你就會判斷錯誤。中共的領導人沒有戰略，只有一個信念，就是維護他們的統治權力，所有的做的事都是圍繞這這個信念，不管是國内政策還是對外的政策，發生問題了才去想應對之策。就是“一帶一路”也根本就是被動式的行爲，因爲產能過剩，就開始想辦法來處理，要打開局面，就要大撒幣，要其它國家參與進來，沒有更好的辦法就用行賄這些國家的官員的最低端的手法，如此而已。絕不是中共領導人有高瞻遠矚的思想和戰略意圖。在對待美國的關係上，中共一直都認爲美國是他們政權的威脅，但也十分清楚美國不可能和中國發生戰爭，所以，習近平之前的兩代領導人雖然對美國有所忌憚，但都盡可能地維護與美國的關係。而美中關係急轉而下，就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完全就是因爲習近平的性格和個人野心使然。在毛時代，中國是一個皇權時代，之後三代領導人，鄧是不願當頭，江、胡不是紅色後代，不敢有這樣的野心，而習近平是從囘皇權時代，皇權以下，所有官僚莫不是唯唯諾諾，在習近平的這個自信那個自信下，有誰敢説出不自信的話來，也因此習近平就真的認爲它的軍隊是無敵的，芯片也是可以靠錢砸出來的，其它國家都是有求于中國的。也就是在這種狀態下，他才會堅定地與美國對抗，所謂的以牙還牙。我們强調中共沒有長期的戰略，并不是說美國在對抗中國時不需要戰略，而是不能用美國的戰略來對應中國的戰術，這樣即使美國有很好的戰略佈局，但在很多細節和戰術上反而不能及時反應，讓中共有可乘之機。
第二， 美國現在究竟應該如何看待美中關係，以及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
在小杜看來，美國對抗中國最符合邏輯的選項就是競爭戰略，這應該也就拜登政府現在一直在講的，發展自己，該競爭的競爭，該合作的合作。歐洲現在的主流思想也似乎就是這個思路。但我們認爲這基本上就是沒有意義的自説自話。首先，國家之間本來的自然相處形態就是有競爭有合作，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係也是有競爭有合作，當然是競爭多還是合作多，每個國家之間或有不同；其次，小杜或者是拜登政府還是不瞭解中共的特性，當它把你看成敵人時，一種情況是它不會和你談合作，只會在所有的領域和你對著幹，哪怕那樣會同時損害它自己的利益，爲什麽在最近的以色列與哈馬斯的糾紛中中共公然站到哈馬斯一邊，中共和以色列的關係一直都是不錯的，它爲了對抗美國不惜損害與以色列的關係，這就是一個例子；另一種情況，中共就是會拿你要與它合作的部分來和美國討價還價，有了這種討價還價的氛圍，你所謂的競爭也就不可能徹底。所以，我們的觀點就是對抗中國就是要在經濟上對他直接打擊，釜底抽薪，這個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次論述過。在這種直接對抗中形成優勢，然後才可能逼迫中共在你要合作的部分與你合作，而不是反過來，或同時進行，中共是不會按照規則來和你玩游戲的，這點是美國政府必須清楚認識到的一點。
第三， 小杜對基辛格悲觀主義的批判
在這本書中，我們覺得最有趣的是小杜對基辛格的批判。在書的結論部分，杜如松指出，目前美國正處於其近代歷史上第五次衰退主義浪潮中。 在杜如松看來，對美國抱悲觀主義態度的人有著看衰美國和看強對手的一體兩面特徵。被小杜用來作為靶標的是半個世紀前為美國打開中國大門的亨利·基辛格博士。
他講了一個故事：1970年11月時任美國海軍上將的埃爾默·祖姆瓦爾特（Elmo Zumwalt）和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坐火車前往觀看一場足球比賽。 他們在車廂里的交談中為蘇聯在軍事平衡中的優勢而感到煩惱。祖姆瓦爾特回憶說，基辛格認為，"美國像許多早期文明一樣，已經超越了自己的歷史高點，" "美國缺乏耐力去對抗俄羅斯人，" 鑒於這種趨勢，基辛格說：他的工作就是"說服俄羅斯人給我們可以得到的最好交易，（因為）認識到歷史的力量有利於他們。 ”基辛格後來否認他這麼說過，但是杜如松指出，"事實上，上世紀60年代基辛格公開寫過美國衰退的文章，並在上世紀整個70年代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經常談到這一點。 長期以來，他對美國的地位相對於蘇聯的悲觀態度是眾所周知的。 ”
杜如松認為，50年前的悲觀情緒在美國重新出現了。 "美國正面臨巨大的國內壓力，而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出現在地平線上"，"今天基辛格論點的翻版可能認為，中國主導全球製造業，高科技領域日益與美國相媲美，從購買力看擁有比美國更大的經濟，有一支世界上最大的海軍，並比多數國家更好地處理了百年僅見的大流行，成為2020年唯一避免衰退的大國。 相比之下，在北京、甚至在華盛頓的許多人認為，美國陷於毫無希望的分裂和僵局，治理體制不斷惡化。 ”
杜如松問道：「面臨歷時數年的大流行、工業侵蝕、債務膨脹，民主受損以及全球聲譽下降等問題。 基辛格的悲觀情緒可能是必然的嗎？ ”"陷入宿命論也許為時過早，"杜如松繼續寫道。 他說，「上世紀美國發生過4次衰退主義浪潮，第一次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 但經過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計劃重塑了美國。 到戰後美國又回到了最佳狀態。 ”
第二次出現在1957年，當時蘇聯發射了第一課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Suptnik）」。。 但之後美國建立了聯邦支援的科研和教育機構，使美國在後來數十年裡成為太空科技領導者。
而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第三次衰退主義浪潮最為漫長，美國經歷了社會動蕩和政治暗殺：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和停止性通脹的到來;尼克鬆總統被彈劾和西貢政權倒臺。 但是最終這些事件帶來了調整和更新。 社會動蕩推動了民權改革，彈劾行動重申了法治，布雷頓森林的崩潰帶來了美元的統治地位，越南的失敗結束了徵兵，蘇聯入侵阿富汗加速了其崩潰。
第四次衰退主義浪潮發生在1980到1990年代，以工業侵蝕、貿易逆差和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為特徵，促使麻州參議員宗加斯（Tsongas）在競選總統時提出冷戰結束，日本贏了的口號。 但美國還是成功地利用資訊技術革命，宗加斯發表上述言論後十年，美國被譽為無與倫比的超級大國。
現在，當美國處於第五次衰退主義浪潮中時，杜如松說，悲觀主義者往往忽視了美國對中國的優勢，"人口年輕、財政優勢、資源豐富、邊界和平、聯盟牢固、經濟創新。 此外，在中國崛起的40年裡，美國一直佔據著世界GDP的四分之一，這不是偶然的。 "他寫道。
杜如松說，悲觀主義者也忽視了美國的吸引力。 "美國的軟實力來自其開放的社會和公民的信仰。 喬治·弗洛德遇害事件發生后的抗議活動，被中國錯誤地視為美國衰落的標誌，但卻是反映了公眾為實現美國創始價值觀而進行的鬥爭，這種價值觀吸引了全球觀眾。 ”
杜如松寫道，對美國來說，衰退與其說是一種條件不如說是一種選擇。 "下行的道路貫穿於美國兩極分化的政治制度中，與此同時，遠離衰退的道路可能進入一個罕見的具有兩黨共識的領域：美國需要迎接中國的挑戰。"他引述政治學家亨廷頓的話說，每一次美國的衰退這個國家都展示了"一個不尋常的自我糾正能力"，而唱衰美國的人每次都扮演了"防止他們預見情況發生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對於小杜上述關於美國所經歷的“衰退主義浪潮”的描述和觀點，我們基本上是認同的，我們只是認爲美國現在的問題并不是如歷史上的“衰退主義浪潮”，問題反而是對中國的威脅的認識還不夠，儘管我們認爲小杜看錯了中共實際上沒有長期的戰略，而只是他們的膝蓋式的反應，是虛弱和色厲内荏的保護自己的意識，但我們也不反對這本書給美國政治圈和學者帶來的中共威脅的警醒，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是一本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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