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實行民主制度的過程有兩個重要的節點，一是1987年解除實施了38年的戒嚴，並取消黨禁，這一方面取決於國際國内的形勢，和來自臺灣非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的草根壓力，在1979年發生"高雄事件"（或稱"美麗島"事件）後，許多被捕的黨外人士親屬紛紛投入政治，呼籲民主、人權、開放和解除戒嚴；二是来自美国国会、特别是被称为国会“四大寇“或”四人帮”(Gang of Four)的四位国会议员对国民党政府的压力。1987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民主决议案》是一個最大的推手，該法案明確呼吁国民政府终止戒严令、取消党禁、加速实现民主政治，包含保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這爲後來民進黨的成長鋪平了道路，也爲輿論的自由發展創造了條件；第二個節點就是李登輝推動的總統直選，並在2000年結束了他的第三個任期後不再參選，形成了總統直選的民主體制，台灣到目前已經走過了三次執政的和平輪替，儘管還是有很多不成熟的環節，但總體上是越來越成熟了。
在38年的戒嚴時期，台灣老百姓和現在大陸同胞現在的情況差不多，所以，有一點年紀的台灣人對現在的民主和自由都是十分珍惜的。民主和自由與獨裁和專制是對立的，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定義政府是由人民選出來代表人民執行人民賦予政府的權力；後者是獨裁者所有的考量只是考慮自己的統治和權力。
從這次防疫的過程中，我們實際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和台灣的政府在如何對待老百姓上體現出完全不同的思考和行爲方式，這也就是民主體制和獨裁體制的不同。
中國在武漢病毒剛被發現時，封鎖輿論和相關的報導，致使民衆完全處於沒有防範的狀態下，同時放任病毒携帶者離開武漢前往世界各地；然後，在全面擴散的情況下又在瞬間全面封城，將全城百姓置於日常生活完全沒有保障的處境中。而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裏，任何地區只要有疫情發生，中共的處理手法是如出一轍，封樓、封街道、封小區、封城。在這樣的過程中，執政者打著防疫的旗號，根本不考慮封城可能帶給民衆的困擾和基本民生的需要，也不會考慮其它的人道救援。在每一層的領導看來，最主要的是我這個地區不能有病毒的擴散，至於這樣的防疫措施，是否會給民衆帶來什麽損失，是否會有什麽人道災難，他們是不需要去考慮的。省長的指令下達到市長那裏，就是不惜一切代價控制疫情，市長下達給區長的自然也就是不惜一切代價控制疫情；所以，每一層的官員都會不惜一切代價去防止病毒的擴散，當然，他們的不惜一切代價絕不是他們自己的代價，而是老百姓的代價。每一層官員都只是要對他的上司負責，只要不給他的上司添麻煩，他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至於因此有多少人餓死，多少人因病無法及時救治，多少人因無法工作而斷了收入，他們是不管的。
然而，這在現在的台灣是不可想象的。5月初疫情爆發後，每天的疫情通報維持到現在，每一個台灣人都知道有多少人確診，有多少人死亡，媒體也是每天都有各個層面的追蹤報道。台灣政府的每一個政策都是“糾結”的，都是不斷地平衡，既要考慮確診者的權益，又要兼顧其它民衆的利益；既要控制疫情，又要盡可能地維護民衆的經濟利益。在電視台的時事政論節目中，政府的政策被討論、批評和監督，政府對民意必須做出回應，並適時地調整。即使需要封鎖某個特定區域來控制病毒擴散，也必然考慮被封鎖區域民衆的基本民生需求和人道援助；即使是需要做疫調，也要考慮保護接受疫調者的個人隱私，每個確診者不僅會受到妥善醫護，也被保護不受歧視。
如果你在中國，沒有受到這次疫情的影響，你可能不會感受到生活在不同體制下的不同，如果你不幸是一個確診者，或者你的小區有確診者而經歷了被封鎖的境遇，你就會有那種深刻的體認；看看武漢和武漢人當時的情景，看看現在廣州、深圳的情況，如果你還沒有完全麻木，沒有被徹底地洗腦，你就應該有一個正確的判斷，老百姓應該選擇怎樣的社會體制。中國很多老百姓在中共統治下都已經變成懦弱的、自私的，不知公義為何物的，也不知自己生而爲人與生俱來的權力是什麽的囚徒。在事不關己的時候，往往反而成爲統治者的幫凶，去出征和自己一樣的普通百姓，甚至與落井下石；而當自己遇到統治者不公待遇時，雖然也會呼天搶地一番，卻也只是祈求統治對自己網開一面，最近的例子就是江浙的幾所大學的學生，一方面與政府抗爭改變學制的政策，一方面還要表忠心，同時發聲明要求境外敵對勢力不要幫助他們發聲，真的是一派的奴性。說實在話，對於這些大陸的民衆，我們沒有任何想要幫助他們發聲的願望，台灣的民主是台灣人民自己靠鬥爭，靠流血換來的，香港的人民也是一直在堅持他們的抗爭。六四事件是發生在大陸的，反倒是香港人這麽多年一直堅持他們的紀念活動，而在中國大陸卻已經被遺忘了，這是可悲的，所以，我們支持、同情香港人，而大陸這些民衆的遭遇，我們並不同情。因爲你們每一次的祈求只會讓統治者變本加厲地侵害人民的利益，所以，每一個跪下來的人就是統治者的幫凶。基於極權統治的現實，也許你沒有勇氣去抗爭，但你至少可以不要下跪，至少你不應該對其它被統治者侵害的人落井下石，至少你可以保持沉默。
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在台灣生活，他的一切權力都是有保障的，沒有人可以任意剝奪他的權利，老百姓的權利和權貴的權利是一樣的，如果老百姓的權利被侵犯，就會被披露，被譴責，被懲罰。在最近台灣發生的幾起權貴搶先施打疫苗的事件就很好的體現了這種民主體制下對老百姓的保護，政府對哪一類人可以優先施打疫苗全部明文規定，每一個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屬於哪一類，什麽時候可以輪到自己施打疫苗。而政府在制定疫苗施打順序時的考慮，是以哪類人員最需要，而不是你的官位和權力。這在中國大陸也是不可想象的，官員和有錢人就可以有他們的特權，什麽時候打，打什麽疫苗，都是他們的特權。中國大陸的很多老百姓内心有不滿，但他們不是要站出來反對統治者，反對權貴，去爭取他們自己應該有的權益，而是拼命往上擠，希望自己成爲權貴的一員，這就是中國大陸的現實。也許許多大陸的朋友看了會不容易接受，但這是事實，只要你看一下自己周圍的人，朋友，同事，親戚，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這樣的人呢？
從台灣走向民主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内部有一批人在威權統治下不斷站出來抗爭，真的是不顧自己的生命來追求民主和自由，才有可能在外部的助力下最終走向民主；對於中國而言，外部的氛圍和當初的台灣是一樣的，民主世界在各個方面要求中共開放言論自由，反對它的一黨專制，反對它對人權的侵害，但在中國大陸缺乏有骨氣的精英勇敢地站出來反抗極權，這是中國走向民主和自由體制必須的内部力量，沒有這樣的力量，希望僅靠外部“敵對勢力”來改變中國的社會體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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