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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結束了他的歐洲行,美國準備好和中國開始交手了嗎?


從6月9日到6月17日,拜登在8天的出訪行程中,與英國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舉行了首腦峰會,簽訂了新的大西洋憲章;參加了七大工業國會議,發佈了聯合共同聲明;參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發佈了聯合公報;與俄羅斯總統普亭舉行首腦會談,發佈了聯合聲明。應該說這四場會議都有一個不錯的結果,至少都達成了部分的共識。雖然,我們一直不看好拜登的結盟政策,但畢竟執政的是拜登,他還是一定會在這個方向走下去的。那麽,在表面上有了這些共同聲明和聯合公報后,我們希望看到拜登的結盟能帶來什麽樣的效果呢?當然,我們探討的是影響美中對抗格局因素。

美英的新大西洋憲章應該只具象徵意義,顯示美英堅固的友誼和兄弟情,但在現實層面沒有多少意義,一方面,英國現在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也不小,對中國市場還是有很大的想象,最重要的是,英國已經不是十九世紀,甚至於不是二十世紀的英國了,它不但沒有了當年日不落帝國的豪氣,連成爲世界一流强國的雄心都沒有了。這點,我們從英國對待香港問題的態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英國最多也就是混在G7裏做一點姿態,發一點聲量。

說到G7,這樣的組織注定是鬆散和各自盤算的,要達成任何共同的決議和行動,除非美國要足夠的强勢,不然就只能屈從相對最平和的主張,也就不可能形成對中國足夠强大的壓迫感。在美國以外的六國中,美國真正可以依賴的只有日本,但美日同盟是高於G7的一個存在,並不需要通過G7來實現聯盟關係;在場外的這幾個國家中,南非是基本上不太相關的,韓國是不必指望的,只有澳大利亞還比較可靠一點。所以,我們認爲G7能夠起到的作用可能僅限於這幾個方面: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對中國形成一致的壓力,包括人權、民主等,這應該是基本的,不會有什麽異議;其次,在疫情追責的問題上,各國應該是比較一致的,各國在這個問題上都是利益攸關方;再次,在先進科技的圍堵上應該可以采取比較一致的行動,這也關係到各國自身的利益;最後,就是在要求中國遵守貿易規則和開放市場的問題上也會采取比較一致的行動,但我們認爲在這個問題上各國和歐盟都會有不同的需求,畢竟每個經濟體的現實情況都各不相同,要形成統一且有力的政策就比較困難。這也是爲什麽我們認爲川普的單打獨鬥是更好的方法。(參閲:“拜登拉攏盟友的政策是走在一個錯誤的方向上”;“從美中經貿高層的二次通話來看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川普的釜底抽薪與拜登的小院高牆”)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個對美國而言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美國會把網絡安全提升到軍事層面,這樣,北約這個軍事組織在網絡安全和網絡攻擊上就可以起到作用,畢竟這些北約國家與中國在地緣上沒有什麽關係;二是這些北約國家至少可以在自己的國家中保持對中國的警惕和排斥,也是圍堵的一部分;三是北約上了美國的戰車,對中國的軍事威懾就更為强大了,在這次的聯合公報中,特別强調了公約的第五條,即任何成員囯受到攻擊即視爲對所有成員囯的攻擊。中國之前在臺海和南海面對美國的軍事壓力已經應付不過來了,後來加入了日本,加入了澳大利亞,現在北約的聯合公報也等於是為美國背書了,這也與我們之前的判斷相吻合。(參閲:“美軍進入台灣是美國三個方向戰略增强計劃的一環”)

拜登的最後一個行程就是與普亭的會晤,從會議前後雙方透露出來的信息,和會後的共同聲明我們可以大概瞭解到美國方面基本達到了他們的目標,就是把美俄關係的惡化趨勢按下了暫停鍵,然後往和緩的方向慢進,確保雙方不會有預期外的衝突。

上面,我們是比較概括地總結了一下拜登這次歐洲行的結果。很明顯的是拜登這樣風塵僕僕地跑了一趟歐洲,包括之前在美國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和韓國總統文在寅的首腦峰會,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組成一個對抗中國的聯盟。那麽這個結盟的工作走完了第一步后,拜登政府是否將開始與中國正面角力了呢?我們認爲應該還不會進行的這麽快,一是在初步的共識之後,各國都需要溝通和協調具體的方案,這需要時間;二是拜登看來要采取與川普比較不一樣的手段,如果說川普對付中共的手段是火力四射,“熱情”地壓迫,那麽,拜登似乎采取的是冷暴力。川普一面毫不猶豫地加徵關稅,一方面還對習近平說儘好話,拉著中國上談判桌,逼著中國簽下第一階段的協議;而拜登則是不與中共進入實質的談判,先結盟,再打援,反正之前的關稅已經加在那裏了,比較着急地想要談判的是中共,這就給了拜登政府對中共采取冷暴力的條件。同時,爲了强化這種冷暴力的效果,我們認爲拜登政府在台灣方向還會表現的更為熱絡,尤其在軍事層面會有更多的突破。在這樣的情勢下,就看中共能忍多久了,畢竟習近平已經好久沒有出去走走了,一直在國内逛來逛去做内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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