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凱文麥卡錫在6月21日週一制定了一項行動計劃，強調透明和正義兩個主題，尋求北京提供有關大流行的更多資訊，要求中國政府對其在大流行開始時涉嫌掩蓋 COVID-19 的行為負責，採取措施懲罰中國。 麥卡錫在給眾議院的一封信中寫道："和你們所有人一樣，我對 [中國共產黨] 的行為造成本可避免的生命、希望和未來的損失深感憤怒，必須追究他們和他們的同謀者的責任。 在這份行動計劃中，在要求透明度的部分，麥卡錫提出四點，包括制定立法，對情報界就此事進行調查期間披露的有關病毒起源的任何資訊進行解密;禁止在中國境內進行功能獲得性研究;阻止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惡意」的外國政府，包括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並推動美國對世界衛生組織進行反間諜調查。
該計劃的「正義」部分也有四個主要的措施，包括：由拜登和國會領導的 COVID-19 調查持續進行;通過對中國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隱瞞病毒資訊有關聯人的簽證限制和經濟制裁;取消中國的主權豁免權，以使感染病毒的死者家屬可以起訴中國政府;並將2022 年冬季奧運會遷出北京。
我們認爲在這個計劃中，最重要的是三個方面：对情报界就此事进行调查期间披露的有关病毒起源的任何信息进行解密；推动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反间谍调查；取消中国的主权豁免权；這和我們在5月25日的“疫情追責，突破國家主權豁免的四個方向”一文中的觀點基本一致，在那篇文章中， 我們强調應該從中共隱瞞病毒信息入手來進行追責，而不是等待病毒源頭的調查結果，同時應該取消中國的主權豁免，以及論述了四個取消中國主權豁免的方向，也提出了依靠國會的力量來推動和監督行政部門的追責行動；同時，我們也建議共和黨在州一級的層面率先提出追責的訴訟。
麦卡锡提出的這個新冠病毒問責計劃還是比較全面的，但我們認爲可能需要有更具體的行動方案，比如，取消中國主權豁免的方案和步驟，起訴中國政府的法律是否有需要補強的，情報部門的信息披露應該采取怎樣的機制，等等。 但總體來説，我們樂見這個行動計劃能夠在國會中通過，並在過程中更趨完善。 我們也認爲，對世界卫生组织的反间谍调查有十分的迫切必要性，在這個調查中可以從另一個方向來挖掘事實的真相，尋找到病毒源頭的新的突破口。
我們也一直抱持這樣的一個觀點，中共在事發20個月後，該控制的人已經控制了，該銷毀的證據也已經銷毀了，在溯源調查中要想獲得直接的證據或物證是比較困難的，除非在科學研究上，通過病毒基因序列等能夠推導出一個唯一的結論，可以證明這個病毒100%是人造的，不然的話，哪怕可能性是99.99%，站在科學的角度，你也不能確認就是人造的。 更進一步，你還必須能夠證明製造出這個病毒的是中國的實驗室。 因此，我們認爲要從科學理論上推導出一個確認的結果幾乎是不可能的，也許可以推導出一個讓全世界絕大部分科學家都認可的結果，可以指證這個病毒就是中國實驗室製造的，這可能是病毒源頭追溯的最好結果了。
在人證的部分，我們認爲通過證人的證詞來判定得出一個結果也是困難的，因爲這些證人很可能提供不了有力的物證，中共應該上百次推演過可能的破口（假設這個病毒確實是中共實驗室製造出來的），從物証到人證篩選過濾，該去除的去除，這個事情關係如此重大，中共又有這麽長的時間來處理，即使還有有力的證人存在，也一定是嚴格控制其出境的。 就算有這樣一個證人出境，並願意作證，中國也大可以矢口否認，打泥巴仗，誣陷證人，這是他們的老把戲了。 我們在5月25日的“疫情追責，突破國家主權豁免的四個方向”一文中也强調了，如果要想有證人站出來，要給與相關證人豁免及這些證人及家人可以獲得海外居留的權力，美國現在似乎有提出了懸賞，美國的公民資格和500萬美元，我們覺得這個條件還是不錯的，但要把豁免和證人的家人考慮進去，因爲能夠提出有力證據的證人應該在相當程度都在整個事件中或是病毒研究中有參與，不給與證人的豁免就不能讓證人暢所欲言。 當然，家人的保護也是必要的一個條件。
在整個疫情追責的方面，我們始終認爲不能等待病毒源頭和成因的調查，應該就疫情在武漢爆發後，中共隱瞞疫情並使之擴散到全球來先行追責，這是有明確的事實基礎的，國際上也有明確的科學計算模型，可以量化到中共每隱瞞一天會增加多少的感染人數，這已經足以向中共追責了。 如果一直等待源頭和成因的追溯，就有可能最終得不到確認的結果，再回過頭來對中共隱瞞造成擴散來追責就顯得不是那麽的理直氣壯。 應該是先對中共隱瞞疫情，造成全球擴散的行爲來追責，同時結合對世衛的反間諜調查，比較能獲得成果，如果後期在源頭和成因上有更多的發現，再追加提出賠償和懲罰要件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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