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星期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與劉鶴通話，開啟了自拜登總統上任以來美中高層經貿官員之間的首次通話後，6月1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與中國副總理劉鶴舉行了首次視訊會議。戴琪和耶倫在短時間裏分別和劉鶴通話，并且沒有涉及實質的經貿議題，從雙方的簡報來看，雙方只是簡單籠統地表達了一些基本的原則，並表示維持今後的溝通。
我們認爲，這顯示出兩個跡象，第一，拜登政府不急於和中方就經貿、關稅等議題進入實質的談判，拜登政府希望讓美中第一階段協議按照慣性再運行一段時間，觀察中方在后疫情時代的協議執行情況，避免中共可以簡單地以疫情作為它沒有履行協議的藉口；第二，拜登政府在它的“小院高墻”的政策原則下，今後可能會放棄與中國的全面性的經貿談判。戴琪和耶倫各自分別與劉鶴通話，看上去更像是彼此認識一下，打個招呼。那爲什麽不就一起通話呢？顯然，這表明了戴琪和耶倫今後是有各自不同的議題與中國分別交流的，不再是一攬子談判方案，這可能是美中兩國在拜登政府時期的談判模式。也就是拜登政府一再講的，在一些領域展開競爭，在一些領域采取合作。這兩次美中經貿高層會談后，美方發佈的新聞稿都沒有提及劉鶴是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這樣的一個頭銜，也不再提“中美全面經濟對話”這個習近平與川普2017年確立的兩國對話新機制，是我們這個判斷的另一個佐證。
如果我們的判斷正確，拜登政府在接下來的對華政策上，大概率會有條件地取消部分關稅，維持在高科技領域的圍堵，在意識形態和軍事領域通過結盟來壓制中共。我們下面從幾個具體的方面來分析一下。
在經貿和關稅方面，我們認爲拜登政府會取消部分川普時期加徵的關稅。在拜登政府看來，關稅會打擊到美國和其它盟友在中國的企業，尤其是產品輸往美國的那些企業，在供應鏈轉移無法短期内實現的情況下，特別是拜登政府還有在國内加徵企業稅的情況下，拜登政府會放鬆對中國的關稅懲罰，單純就降低貿易逆差來進行談判。同時，對於中國不公平貿易結構的問題，則會通過與其他盟友的協調合作來一起對付中國。我們不認爲拜登政府的這種策略是有效的，我們在之前的“川普的釜底抽薪與拜登的小院高牆”中比較了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不同，但按照我們的判斷這很可能就是拜登政府會執行的政策。
在高科技領域，我們認爲拜登政府會在川普政府相關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封堵中國，尤其是軍事領域方面。但在一些民用領域可能會適度放鬆管制，包括人員流動和交流。因爲，拜登政府不希望與中國真正進入冷戰或脫鈎模式。它只希望在最關鍵的一些領域來封堵中國。我們不知道拜登政府的這樣一個策略能不能成功，我們覺得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墻”就像是一個孤零零的城堡，你防守得再堅固，時間久了，難免就會出現破口。如果你把範圍擴大，就可以在城堡外建立隔離帶或護城河，可以使你的城堡更安全。對於中國這樣的獨裁舉國體制，一個毫不起眼的小縫隙就有可能被它鑚進來。
在意識形態方面，這將是拜登政府著力比較大的部分，也是拜登政府聯合盟友最重要的杠桿之一。拜登政府是希望組成一個民主聯盟來對抗集權和獨裁的政體，主要就是針對中國。通過這樣一個民主聯盟在國際輿論上形成對中國的圍堵，限制中國的對外擴張，包括中國對外輸出的所謂中國主張、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而5月底中共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聚焦在“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習近平反復强調，“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們由此可以看到，美國所主導的民主聯盟在和中國的意識形態輸出上的對抗將會非常激烈。
在軍事領域和臺海及南海問題上，拜登政府的政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聯合盟友在南海施壓中國；增强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在協防台灣問題上保持戰略模糊。我們之所以把軍事問題放在臺海和南海問題上談，是因爲我們認爲美中發生大規模熱戰的可能性不存在，不必要探討雙方的軍事對抗，美國的軍事力量只是起到壓制和平衡的作用，而這種作用也只會發生在南海和臺海。美國以航行自由號召盟友在南海地區與美國共同行動來表達一致的立場，形成對中國在這個地區不斷擴張的企圖心的壓制；同時，美國也將繼續保持對防守台灣的戰略模糊，通過日本和澳洲的表態來强化對中國的壓力，同時保持在該地區强大的軍力，提高軍演的强度以及擴大與盟友的聯合軍演，來形成更强大的嚇阻力量；最重要的一環是在加强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在武器質量上，現在美國已經沒有太多的顧慮，可以提供美軍現役的最先進的武器，美國需要在提升台灣防衛能力上突破的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是進攻型武器；一是台灣于美軍的聯合軍演。只要能突破這兩個關節點，台灣的安全就會有實質的提高。（參閲：美軍進入台灣是美國三個方向戰略增强計劃的一環）所有這些策略和作爲都只有一個目的，確保台灣的防衛決心，嚇阻中共的攻台企圖。美國絕不能允許台灣落入中共之手。（參閲：美國現在的對台政策是否是魯莽危險的）
最後，我們要談的是現階段拜登政府針對中國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也是拜登政府聯合盟友的另一個重要的杠桿，那就是疫情的追責。我們在之前的“疫情追責，突破國家主權豁免的四個方向”中討論過，美國應該如何向中共究責。我們認爲在病毒源頭和成因上要形成明確和肯定的結論比較困難，應該先從“病毒擴散”的責任開始追責，先把責任比較容易明確的“病毒擴散”來形成一個追責的氛圍，對中共施加巨大的壓力，同時，繼續追查病毒源頭。如果只是等待一個可能沒有明確結果的源頭調查，而擱置現在就可以推動的追責行動，有可能會使追責的聲音隨著時間的推延而一點點消失。實驗室泄漏和病毒擴散雖然有關聯，但顯然實驗室泄漏比病毒擴散是更為重大的責任，如果在追責病毒擴散時，再有實驗室泄漏的明確證據，可以追加它的責任；而如果在90天后沒有獲得確定的實驗室泄漏的證據，再轉而對病毒擴散來進行追責，公信力就會顯得不足。因此，在疫情追責上，我們認爲美國應該現在就展開對病毒擴散的責任來追究中共的責任，不需要等待源頭調查的結果。
上面我們是從美中高層近期二次通話來分析了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幾個關聯方面可能的後續動作，我們會繼續關注之後的局勢發展，再來作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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